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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電視台 vs. 公廣價值?!



       
       
文◎以撒克‧阿復(花蓮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校長)

 
 
 
  一、  前言:原住民族電視台的設置和相關議題
 
一個屬於台灣原住民族專屬的電視頻道–原住民電視台(簡稱『原民台』),於 2005 71日正式誕生。原民台號稱亞洲第一台,與西方國家比較起來也不惶多讓,形式上,原民台的開播,為台灣原住民族各個族群及社會各界共同的願望,這不單滿足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使原住民族擁有媒體使用、發聲及詮釋權,也象徵台灣民主的進步,更進而向尊重文化多元和建構多元民族國家而邁進。然而,因著《政府採購法》原民台必須按法律規定公開招標委辦,以致從2005 71日起,原民台先由台視文化公司依招標程序取得營運權,而後自200611日後又由具濃厚商業色彩的東森電視集團得標,一年一標高度變動性之結構性問題和產生無法累積經驗的癥結,也因其間因為有關新聞和節目的產製有污名化原住民的問題,以及政府的置入性節目和新聞,招致有不少原住民媒體工作者、學者和媒體觀察者對此大加撻閥,因此開始呼籲黨、政勢力應退出原民台。
 
所以,自200711日,因著《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簡稱『公股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修法的通過和相關規定,原民台之節目必須移撥到「公視基金會」(公廣集團)來製播,由此,開始了原民台寄寓於公廣集團的命運。雖然原民台因此擺脫商業電視台和政治力箝制的命運,符合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精神,然而當時卻因著新任台長初次遴選出非原住民籍的台長,造成有關原民台台長是否應具有原住民身分或是應以專業為考量的討論甚是沸騰,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事件,引發社會各界有關原住民族媒體權利的熱烈討論。因為這不單牽涉到原民台納入公廣集團是否失卻其主體性,也涉及到原住民族的傳播權是否受到侵害的議題,因此,原住民族社會自主性要維護原民台主體性的聲浪甚是巨大。
 
繼而,20071221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簡稱『文化事業基金會』)於立法院通過,其中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文化事業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及普及服務」,規定原民台應納入此基金會管理,原民台由此條例似乎可重獲其主體性。然而,讓傳播學界及推動媒體公共化運動的人士疑慮的是「文化事業基金會第九條第一項針對基金會董、監事的組成遴聘,要由主管機關,也就是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來主導執行。針對這個爭議,已有國會議員和媒體觀察基金會提出相關的質疑,認為這種遴聘辦法無法擺脫政府黑手的介入,未符合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精神,以致提出原民台應留在公廣集團才能保障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的主張。再加上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去年(2008年)129日通過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益世所提決議,要求公共電視等單位執行新年度預算時須逐項報請主管機關核可同意始能動支。這提案直接衝擊原民台和客家台的自主性,讓人直覺黨、政霸權又要重新復辟侵害第六權,染指介入媒體的經營主導,特別是標榜「公共化」的公廣集團。形式上,原民台移撥至公廣集團,要在其所架構的價值即所謂的「公共化」、「公共價值」作為核心價值。
 
然而,原本要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並以「公共化」為終極價值的公廣集團,以此作為原民台的核心價值卻是陷入另一陷阱,因為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是立基自由主義價值和所謂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對原住民族是一種被同化被吞噬的黑洞,對原住民族而言,這是一種所謂的「新文化帝國主義」或「新傳播帝國主義」(新媒介帝國主義)。當面對台灣電視媒體的高密度,媒體市場超高飽和的狀態,面對一個全面依賴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來營運,商業媒體激烈競爭壟斷和惡質操縱的媒體環境,一再侵蝕公共意識和民主價值的當代媒體結構中,以及不斷深化及腐蝕原住民族主體性,並被視為正確正當的「公廣價值」之媒體新霸權系統中,原民台該怎麼辦?
 
筆者認為應要重新釐清原民台的定位,以及重新思考原民台在原住民族現階段整體社會改造工程的角色和功能。本文認為為建構具有原住民族主體性之電視台之正當性,要從國內有關原住民族傳播權相關的法律規定以及前年(2007年)甫通過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簡稱《原權宣言》)相關條文,探討設置一個原住民族自主、自治的原民台的適法性和正當性。而且,也要從多元文化主義有關媒體論述之進路,探討原民台和公廣集團的關係,因為對於原民台和原住民族而言,公廣集團不單是一種新形式的媒介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且其實踐的是一種同化性質之意識型態,最後,為建構符合黨政軍退出媒體,又要維護原民台的自主性之目標,可借鏡國外設置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經驗,提出原民台單獨立法的建議,以建構一個專屬原住民族的公共頻道。

 
二、公廣集團原視:原住民族傳播權的邊陲化

有關多元文化主義的媒體應有三個層面要討論:即所有權(of whom)、參與者(by whom),以及內容(who/what/how),此處先僅就媒體所權相關課題作討論。首先,有關原民台所有權的問題,我們可從目前原民台在公廣集團內的權力位置來討論,並進一步從國內法律和國際人權公約所主張的原住民族傳播權來說明。根據《公股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200711日起客家和原民台之節目製播應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就此,公廣集團認為此舉是維護媒體專業自主,追求優質傳播文化,同時落實黨政軍退出媒體。而且公廣集團也聲稱納入原民台是「在尊重族群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下,為保障族群傳播服務之主體性,並體顯公共媒體價值,促成多元媒體文化。」但如果真的是為尊重族群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以及為保障族群傳播服務之主體性,應在其權力結構和電視台實際運作上呈現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才是。然而,若從原民台在公廣集團的組織架構(參圖一)中的所據的權力位置即可看出原民台是居公廣集團之邊陲,且受制於絕大多數是非原住民的公廣基金會董事會之主導。
 圖一:公廣集團組織架構圖[1]
 
其次,從公視基金會形式上的組織結構及其權責的分配和實際運作作分析(參圖二),卻和其所主張的價值相去甚遠,原住民族的傳播權在公廣集團內反而是被侵害,原民台之原住民族主體性在公廣集團內嚴重的被邊陲化,我們從公廣集團最高的決策權力核心之董事會之組成和「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的組成和相關執掌之分析即可看出。公廣集團最高權力核心是董事會,原民台之營運計畫及重大營運方針、管理及業務執行等重要規章,以及台長、副台長,甚至連一級主管之人事都要由公廣董事會來決定和任命,最基本的象徵原民台主體性的人事自主都無法維持,這不單遠離原民台立台的自主、自治之宗旨,也違反原住民族在文化範疇之自決、自治的基本權利標準。儘管公廣集團聲稱會尊重「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之決議,而且董事會內也有所謂「族群之代表性」,原住民籍董事有一位可爲原住民族代言,然而,深究之,在公廣集團董事會十一至十五人組織中一位原住民籍董事僅具象徵性意義,且在董事遴選過程之遴選標準,是依據公廣價值來遴選,並非依據原住民族主體選出,更何況該名董事是遴選委員選出並非由原住民族選出,其代表原住民族代表性就值得質疑,因此不能充分彰顯原住民族之主體性。而且,從實際運作過程觀之,公廣集團也聲稱有關原住民族的事務會尊重原住民籍董事以及原住民族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的意見,公廣集團董事會十一至十五人中就只一位是原住民籍董事,若只以一位原住民籍董事的意見作為原民台的政策方向豈不是是一種寡頭式的領導,未能有原住民族充分的政策參與,違反民主最基本的原則。
圖二:原住民族電視台組織架構圖[2]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原民台被納入公廣集團,並非如上述公廣集團所聲稱的尊重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從董事會的組成結構和運作,原民台諮議委員、台長的遴選和人事任命,以及原民台的營運計畫及重大營運方針皆非掌握在原住民族自己手中。因此,原民台被納入公廣集團是媒體所有權的邊陲化,不單弱化了原民台的主體性,嚴重侵害了原住民族的傳播權。
 
 
三、媒體所有權:建構民族自決、自治的原住民族傳播權

影響台灣原運團體和台灣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和政策甚深的《原權宣言》,第十六條就有針對原住民族的傳播和傳媒權的規定: 1.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的語言建立自己的傳媒,有權不受歧視使用各種形式的的非原住民傳媒。2.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有傳播媒介適當反應原住民文化多樣性。各國應在言論充分自由不受影響的情況下,鼓勵私有傳媒充分反映原住民族文化多樣性。 《原權宣言》第十五條第一項亦有針對原住民族媒體近用相關的條文:「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教育和新聞應適當體現這些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因此,第十六條清楚的規定國家應設置屬於原住民族的傳媒機構,而這傳媒機構應是以「原住民族自己的語言」來設置和傳播的。
 
基於此,台灣已有原住民族的電視台,但是否是以原住民族自己的語言來建立,則有待觀察和討論的。因這和台灣的實況有一大斷的距離,這當然和政府語言長期的同化政策嚴重失當導致原住民族語言的流失有關,以致能使用族語的比例偏低,而且台灣目前至少有十四個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之多元複雜的族群生態有關,電視節目時間有限,要公平分配各族族語,實屬不易。然而,筆者認為最重要的癥結在於和公廣集團之定位有關,以至必須用大家「共通的語言」藉原民台來傳播有關公廣集團框架好的思想,公廣媒體集團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環,也許不得不然。形式上,原民台的設立似是合乎《原權宣言》的精神,也落實了國內相關法律的規定。然而,若從《原權宣言》第十六條更根本的立法原則,即更根本的《原權宣言》第三條直接規定「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的精神來看,原民台目前被納入公廣集團並要依據公廣精神所謂的公共化來架構節目內容,以及下設在所謂的公廣董事會決策的原民台,如此的功能和定位確是違反原住民族自決的精神。
 
因此,原民台的設置應是根據原住民族之民族自決權的精神為其基礎的。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因此有關原住民族之所有事務原住民族應有最終的決定權,原住民族傳媒政策或傳媒機構也應在這樣的原則來落實。自主性的傳媒機構之設置是原住民族自治工程的一環,原住民族自治權是自決權「引申而來」(derived)的原住民族基本權利,原民台作為原住民族文化政策的一環,其設置和管理也應是在原住民族自決原則規範之文化自治政策的要項才是。《原權宣言》第四條就明確原住民族自治以及所有攸關原住民族之事務都要以自決權為其基礎:「原住民族行使其自決權時,在涉及其內部和地方事務的事項上,以及在如何籌集經費以及行使自治職能的問題上,享有自主權或自治權。」如果,原住民族的自治是依民族自決權原住民族事務全面性的自主抉擇、自我管理,或者說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自我治理可被界定為最大化的自治(autonomy),舉凡在文化、教育、語言、宗教、財政司法管理和公共安全等領域中,以及在經濟產業、能源和基礎建設項目上,實施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原住民族電視台和傳媒機構的建置也應是在這種原住民族事務的自主抉擇、自我管理或更基本的是以自決原則的基礎來推動成立才是。
 
而原住民族自決權的確立與落實對長期被殖民的原住民族而言,是重建主體、社會改造、培力賦權之去殖民工程最重要的基礎。而台灣有關原住民族自治的法律規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簡稱《原基法》)第四條即明示:「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此處的「依原住民族意願」是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第十二項援引而來,就有學者解釋所謂的「依原住民族意願」即是依「原住民族自決權」。所以,原民台若是依原住民族自決權在文化範疇自主施行自主自治重要的傳媒機制,將原民台納入當前讓原住民族傳播權邊緣化的公廣集團,就是嚴重侵害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的粗暴行為,也是違反《原基法》的規定。台灣的傳播學者大多從技術層面或從公廣集團既定立場合理化這個措施,而非從原住民族基本人權的角度來討論,更何況是法律已有明確的規定。為媒體改造,繼續深化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公股條例》的通過,似乎可避免上述運動之宗旨。然而,筆者認為將原民台納入公廣集團是一種矯枉過正的作法,已明顯違反全球原住民族共同主張應從「自決權」或「自決原則」來架構原民台的實踐,不單造成設台定位的不清,也在整個原住民族社會改造工程的角色模糊。
 
 
四、公廣集團vs.原住民族傳媒權?

(一)公廣價值與同化主義的共謀
 
源起於具有悠久歷史的歐洲公共服務廣電系統(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其主要功能在於促進民主政治、文化發展和社會凝聚這幾方面。而國內公共電視之宗旨和任務大致有下列幾項:提供普及服務化、提供高品質內容、呈現社會和文化多樣性、提升或保障(國族)文化發展,培養現代國家公民,以及建立公共領域和促進政治民主等等。這對台灣社會要邁向民主深化、正義和多元包容不啻具有積極性的功能。再加上近年來的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以及媒體「公共化」運動正是在此等之大纛下進行社會和媒體改造的新一波運動,在陸續的NCC立法完成和設置,《公共電視法》和「公股條例」一些重要的法律條文的修訂,以及公廣集團在法律和形式意義上的整合完成,這新一波的媒體改造似乎完成重要的階段性任務。然而根據《公股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原民台之節目製播應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雖然公廣集團認為此舉是維護媒體專業自主,追求優質傳播文化,同時落實黨政軍退出媒體。
 
然而,深究之,就公廣集團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實踐過程來探討卻是背離了公廣集團所自許的犖犖大言。因為,將客家電視台和原民台因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既定政策,卻在其過程中,嚴重忽略兩個電視台的族群主體性,粗糙的將之納入公廣集團,並將客家電視台和原住民族電視台箝制在所謂的「公共化」的價值霸權來規範,筆者認為這樣的制度性宰制安排,已讓原民台失去其創台所自詡的自主性。其次,前述公廣集團或謂媒體公共化之宗旨,基本上是立基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上,是為發揚和建構現代憲政主義下的國族認同,型塑現代公民,為正當化普遍化價值之現代化任務,而公共化之媒體就充當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角色。如此一來,公廣集團所主張的公共價值的落實成了同化主義的共謀,在促進所謂自由主義現代憲政之普遍價值時卻彌平了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和消解了原住民族的文化完整性。這種的價值霸權不啻為一種「新文化帝國主義」或「新媒介帝國主義」。
 
(二)誰的公共化?內部殖民主義∕新媒介帝國主義?
 
媒介帝國主義主要在說明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控制本國媒介的主權、結構、分配和內容,而得處處掣肘於別的國家。而要擺脫內部殖民主義性格的媒介帝國主義要比擺脫國際傳播之媒介帝國主義要更困難多了,因為已無固定的領土疆域作為天然屏障為保護。依目前的處境而言,公廣集團之於原住民族即是具內部殖民主義性格之新媒介帝國主義。從公當前共電視提出培養現代國家公民,以及建立公共領域和促進政治民主等宗旨即可看出。所以,Iris Young認為自由主義的平等觀是一個同化論的理想(the ideal of assimilation),這個理想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扁平同質化的社會,為了使社會中每一個人都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同化論要求以相同的標準、原則和規定對待每一個人。現代公民國家採取普遍主義的認同運動主張普遍人權的實踐,反而帶來同質化或同化的壓迫危機,解除某個壓迫,反而強化或深化另一種形式的壓迫。簡言之,現代憲政主義打造了一個「一致性的帝國」,以一套自認為普遍有效、超越歷史限制的架構,逐步從西歐地區向全球各地擴張。它沒有耐心去調適、包容分歧的文化差異,而只想以所謂的「進步的標準」改變、整頓既有的不同規範。台灣的公廣集團即正在實踐這類名為民主、公共化等進步信念,殊不知卻成了宣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新媒介帝國主義,成了彌平差、同化原住民族的共謀。在現代公民國家締造的過程中,為建構一種共同的新國族意識,常藉自由主義普遍人權和便利現代行政一般化之便之合法化理由,摧毀了原住民族的族群意識和集體概念。因此,Will Kymlicka就積極主張對原住民族而言,僅是個人權利得到尊重是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的,因為個人權利的滿足不足以保障民族的集體權利。Young進一步指出,一般政策中所強調的平等與公共標準,其實往往是主流優勢族群的經驗與價值。由於其權力競爭的優勢地位,得以鞏固這些較適於主流價值標準的經驗,並進而要求作為各種團體的各種標準。
 
因此,「共同」標準必然隱含價值判斷,「不同」者乃受到「貶抑、劣等、異常」等評價,而優勢主流社群的優勢地位乃得以維護與再製,搶如「平等而共同標準」的結果是,弱勢團體或族群的觀點不但不受重視,而且受到嚴重貶抑而逐漸淪喪。多元文化主義差異政治(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角度而言,同化政策的最大問題是永遠無法創造真正的平等,因為就文化認同而言,當差異消失的時刻,也是宰制確立的時刻。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號稱保障原住民族媒介權利而設置的原住民族電視台,竟是宣導會破壞原住民族文化完整性和複製壓迫形式的公廣集團所謂公共化價值之意識型態,那就值得關心原住民族權利者嚴重關切和提出質疑了。所以,當公廣集團標榜媒體公共化時,吾人要問:這是誰的公共化?公共化的標準誰來制定?如果公廣集團提出的公共化危害了原住民族時,原住民族是否應自主提出自己公共化的標準?
 
 
五、多元文化主義與原住民族傳播權

二戰後台灣漢人政府標榜現代民主的原住民政策都以「山地平地化」、「山地現代化」之「一般化」、「漢化」、「同化」為其政策目標,一切政府對原住民族的作為,舉凡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傳播等政策皆以同化原住民族為綱領,因此,同化政策所蘊涵的優劣權力關係其實是非常明顯的。所以,原住民族若不想被國家同化,就必須訴諸於民族自決、自治運動,以求民族的永續發展。包括擁有完整的語言權利、掌握諸如文化、教育及生存資源(尤其是土地)等事項的自主抉擇權利,如此才能確保境內各民族的文化完整性,以促進其成員對該民族的認同。一般現代國家有關傳播權的保障,基本上是立基在自由主義平等之意識形態上,是為發揚和建構現代憲政主義下的國族認同,型塑現代公民,為正當化所謂平等價值之現代化任務。如此一來,所謂主張平等反歧視的傳播權反而成了內部殖民之同化政治共謀,在促進所謂自由主義現代憲政之平等價值時卻彌平了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和消解了原住民族的完整性。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要從肯認政治、差異政治的角度,去尊重、珍惜、甚或擁抱差異,使得具有深刻意義的平等得以實現,而這種平等權即是在民族集體權的向度才能真正被理解。Young認為對於差異的認識,應將差異納入公共領域,才是實踐多元文化主義的作法,強調在「公領域」中應肯認並容忍「差異」的重要性,一方面解構「平等而共同」的價值標準與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則解構公∕私領域劃分的權力結構,從而要求給予弱勢族群合理的參與機會,包括優惠的的政治參與、經濟參與和媒體參與機會。
 
因此,從多元文化主義差異政治來看原住民族的傳播權或電視台的設置,應是與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是密切的,其關鍵並非原住民族的傳媒發展是否具有文化意涵,而是在於「文化完整性∕文化權」或「民族自決」的論述是否得以建立,甚或基於多元文化主義差異政策傳播權之建構。由此,原住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在大眾媒介層面上是很清楚的,雖然目前台灣所有的原住民族傳播政策或相關媒體公共化都是對於個別的原住民所提供的媒體近用。然而,從民族自決之重要判準之維護「文化完整性」的角度觀之,原住民族之所以需要媒體,並非僅是從現代國家公民個人主義的原住民需要傳播資訊而已,而是要從具社會改造意涵之民族自決架構的文化完整性的進路出發。國家資源的分配與傳播政策的制定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應該建立在民族集體的基礎上﹐而非個人的基礎上。所以,如果「民族集體權」的論述能對原住民族傳播政策的建立深具影響,那麼國家對原住民族的傳媒政策就應該擺脫目前「國家∕個人」的關係,而會是「國家∕民族∕部落」的關係。更進而,基於民族自決、自治進路,原住民族的大眾媒介應從差異政治的精神來設置規劃並自主管理,成為一個「民族認同的傳遞者」,並作為去殖民、社會改造工程的平台之一。

 
六、結語:傳播權的深化:原住民族電視法之立法

台灣的媒介的充斥過度飽和是全球首屈一指,且是在資本主義商業媒體運作邏輯的媒體環境裡劇烈的惡性競爭。原住民族的相關議題在這種以市場利益導向的媒體空間中常被消音(absence)∕低度呈現(under-representation)、或是錯誤呈現(misrepresentation)的方式來處理。因原住民族之媒體近用長期不足,導致原住民族之發聲空間為一般所謂「主流∕優勢∕商業」族群聲音所剝奪,不單無自主發言空間,且在主流媒體中之報導非常邊緣。其次,就是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議題呈現方式的問題。主流媒體常以其優勢自大觀點,呈現錯誤、扭曲以及自以為是的主流價值觀點,造成對原住民族無法彌補的傷害,更深化了對原住民族負面的刻板印象。所以,原住民族電視台的設置即是為保障原住民族傳播權的重要建制,透過自主、自治之傳播媒體呈現原住民族的相關議題,不單能強化原住民族自身對於傳播權自主的認知,也能積極培養原住民族媒體經營、節目企劃製播、新聞編採、規劃宣傳等各個層面的專業人才和相關知識,如此長期培力,才能自主的運籌帷幄,脫離被「主流∕優勢∕商業」意識掣肘和被邊緣化的狀況,這也是台灣原住民族基本權利被保障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原民台創台之初,卻因受《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限制,必須一年一標,高度變動性和無法累積經驗之結構性問題,也因當時執政之民進黨政府有相關置入性節目和新聞,以致社會輿論大加撻伐,呼籲黨、政勢力應退出原民台,由此開始了原民台移撥公廣集團的命運。
 
然而,從本文以上的討論可知,爲推動媒體公共化、黨政軍退出媒體之運動,而將原民台之納入公廣集團,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不單使原住民族傳播權被侵害,也是一種傳播帝國主義之內在殖民主義化的現象。其次,目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雖能維持形式上原住民族媒體之主體性,然而因無有效的配套措施和監督機制,無法建構一個能有效阻遏黨政集團無所不用其極想介入媒體慾望之機置。事實上,對所有的執政者而言,無法抗拒的誘惑就是希望媒體成爲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員,成為統治機器的禁鑾,延續政權和統治正當性的發生筒,藉其執政優勢大力介入媒體,或藉行政資源強力置入節目和新聞中。所以,筆者認為,若要建構上述多元文化主義之媒體建置,符合原住民族媒體自決、自治,自主經營管理以維護原住民族主體性的電視台,又要能摒除黨政軍的介入,應可從原住民族電視台單獨立法來推動下一階段傳播權的具體落實與深化。
 
這可從幾個面向來探討:
(一)建構原民台作為另一個公共頻道
 
首先,應建構原民台作為另一個公共頻道,這不單符合台灣長期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的主張,也符合媒體公共化的基本精神,只是何謂媒體公共化?也應由原住民族自己來做定義。為何只能有一套公共頻道?為何一定要納入公廣集團才能是公共頻道?就如「公共電視基金會」所出版的《追求共好:新世紀全球公共廣電服務網》就臚列了全球各國的公共廣電服務網,許多國家就不只有一套公共廣電服務網。例如:加拿大原住民族電視網(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並不屬於加拿大之公視體系(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CBC);澳大利亞擁有兩套公共廣電服務網: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和特殊廣播服務公司(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CorporationSBS)SBS雖有製作多元文化節目之義務,但澳大利亞原住民族對此並不滿意,因此推動「全國原住民電視委員會」(The National Indigenous Television CommitteeNITVC);紐西蘭的全國無線頻道毛利電視台(Máori TV),毛利電視台(Máori TV)雖然不屬紐西蘭公共電視體系(Television New ZealandTVNZ),但其設台的基本精神卻類似毛利人專屬的公共電視頻道。事實上,國外另有許多有少數族群且語言殊異的國家,都有設置以少數族群語言為主的另一套公共廣電服務網,因此,建構台灣的原民台為另一個具公共化精神的公共廣電服務網實有國外成功的例子可依循。 
 
(二)原視法作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法制化的基礎   
 
依據上述建構原民台作為另一個公共頻道的方向,若原民台現階段僅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目前的運作機制,而無其他配套措施,是無法擺脫政府單位的影響和國會的干涉。若要設置一個具有自主性和公共化精神的原民台,目前相關的法令非常紛亂,各主管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不清,欲處理猶治絲而棼,一勞永逸的做法是原民台要獨立立法。雖然,連號稱推動黨政軍退出和媒體公共化目標且依《公共電視法》成立的公共電視也無法不受政治的影響。然而,原視法至少在形式上以設立另一公共頻道的基本原則,並作為確保原民台自主運作之法制化基礎。由此,原民台之獨立董、監事會,人事、預算、節目製播可在公開、公正、公平透明化的原則進行遴選、規劃和執行。國外已有原住民電視台的獨立立法之例,就如紐西蘭毛利電視台。毛利電視台有專屬的毛利電視法案及專屬營運公司,而且其設台的法源依據:毛利電視法》其法案設計相當周延,頗值得國內草擬原視法草案參考。
 
(三)基於補償權和積極行動精神之經費捐贈   
 
政策的落實,需要經費、資源的挹注,公共政策的經費編列,就需要其政策之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於該年度中。一般而言,該主管機關通常就操此政策落實與否之生死大權,從原民台實際的運作就可看出深受其主管機關的鉗制,從一創台至今,歷經不同的執政黨,皆歷經黨政想置入或管控的慘痛經驗,再加上每年預算皆要經原民會編列再送到國會審查的過程。行政機關有時不至大辣辣的強行介入公共媒體,然而國會議員常會因一黨之私而破壞了媒體公共化的基本原則,甚至問政認真、形象良好的國會議員也是如此,正符所謂「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會」。如前所述,所有的執政者皆有想介入掌控大眾媒體之無法抗拒的強烈誘惑,因此,需要規劃一個讓上述黨政勢力無法介入的機制,即是將經費預算的掌控臍帶切除。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有關原民台的經費應修改如《公共電視法》所規定的是由主管機關捐贈的方式至公視基金會,而非由原民會業務費來編列於每年的預算中,如此不單能讓原民台有穩定的經費來源,避免受《政府採購法》一年一標不確定性過高的因素所制,也能讓黨政勢力的影響減到最低。因此,原視法草案中應明定有關原民台之經費是以捐贈的方式來立法,如此才能在最低限度內維持一個自主性高,公共化的原民台。原民台的設置是保障原住民族傳播權重要的一大步,除了是建構為原住民族語言傳承、文化認同的重要機制,也是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傳播權的初步建制,更重要要的是,應在原住民族在文化範疇的自決原則之判準,積極建構自主、自治的傳播媒介,如此才能作為原住民族社會改造工程的重要平台。國家也應以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之精神,在政策上提供充足的經費資源,並培力原住民族經營媒體人才之培養,並促進進入其他媒體組織工作。其次也應落實相關法令之規定,原住民族於其他電視媒體露出的機會,如補助公廣集團、商業電視台、地方電視台製播原住民族之相關節目,以維護原住民族的傳播權益。  
(引用書目和註解請洽作者,Emailisakafo@yahoo.com.tw
 

[1]引自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網站資料(http://www.titv.org.tw/)。
[2]引自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網站資料(http://www.tit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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